碧血洒林莽，丹心耀马华

——乐山致公马来亚抗日归侨党员回忆录

陈德忠  余仲康

摆放在眼前的两枚金光闪耀、熠熠生辉的证章，是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2005年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纪念章正面铸有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大团结的5颗五角星、象征人类和平的白鸽和橄榄枝、象征革命圣地的延安宝塔山、以及军民合力抗战的战斗场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题亲自题写章名。证章的主人，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战士，现定居四川省乐山市的马来西亚归侨——原致公党乐山市委副主委曾汉添和原乐山市侨联副主席、致公党乐山市委委员许贤中。

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离休在家、安享晚年，但每当回忆起那些在马来亚的密林丛莽、深山峡谷中与日军浴血奋战、殊死拼搏的战斗经历，仍然历历在目，激动万分。

                血火中的青春岁月

位于马来半岛南部的马来亚，是二战前英国在东南亚的主要殖民地，它包括现在属于马来西亚联邦西部和现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新加坡岛，历来是东南亚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在当时的马来亚总人口中，华人约占了百分之四十五，以闽、粤、琼三省籍人为主。马来亚华侨俨然成为马来亚最大族群，他们强烈地认同中国是自己的祖国，与故土的亲人仍保持着血缘纽带的亲密联系。曾汉添与许贤中他们的家庭就是这千千万万华侨中的一员。

曾汉添原名曾天生，广东客家人，1919年生于广东惠州紫金县小塘村。8岁时为躲避军阀动乱，随父母南渡马来亚投靠伯父。父亲曾观养靠小商谋生，母亲邹娇在家务农。12岁时父亲病逝，只得和两个哥哥外出谋生，在霹雳州从事挖矿及割胶等苦力活路，小小年纪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与艰难命运进行抗争。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激起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抗战热潮在国内兴起，也强烈地震撼了马来亚华人社会，激起了华人社会捍卫祖国主权、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义愤，掀起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保家卫国”的全民行动热潮，促进了马华社会的团结。新加坡各华人社团集合发起成立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德高望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被推举为会长。“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成立之始即开展筹赈救灾行动，接着又联合东南亚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选举产生“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当选为总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在南洋筹赈总会的领导下，马来亚华侨万众一心，迅速掀起如火如荼的全民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正在霹雳州锡矿做工的曾汉添，也投身到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学会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受进步思想影响，热血沸腾的曾氏三兄弟还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华侨矿工抗敌后援会”，积极参加抗日大游行等活动。

那个时期，远隔重洋的中国，正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笼罩中，随着海陆丰和广州起义的相继失败，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追捕，大批中共党员不得不转移到当时为英属殖民地的南洋（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中共南洋临时党支部，后改名为中共南洋临时工作委员会。为团结当地各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又改名为南洋共产党临时工作委员会。南洋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中共的革命斗争，组织了南洋总工会等群众团体。1930年，南洋共产党解散，在各国成立了本土共产党，即马共、印度支拉共产党及暹罗（现泰国)共产党。

当时正在马来亚吡叻笃亚冷埠同汉学校读书的许贤中，也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满腔热情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进行抗日宣传，唱歌、演戏、向海外侨胞募款捐献给中国买飞机、枪炮，支援抵抗日寇的反侵略战争。

战斗在抗日最前线

 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入侵马来亚，英国正式对日宣战。12月10日马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定，提出支持政府抗战，争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政策。受马共影响的货仓工友会、米业运输工友互助社等八个工会组织，也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各阶层人民行动起来，成立工人抗日后备队，协助英军作战。

随着入侵马来亚的日军步步进逼、迅速攻占马来半岛北部的吉打和吉兰丹两州后，英殖民当局感到局势岌岌可危，觉得有必要动员民间力量，进行敌后游击战，因此同意了马共的建议，承认马共为合法政党，释放了所有关在监狱中的马共党员和左翼政治犯，与此同时马来亚各州的马共组织选派部分干部到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军事训练，训练结束后派往前线或敌后与日军作战。

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在泰国及马来亚登陆后，一路势如破竹。超过10万之众的英军，在3万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于1942年2月15日向日军投降。随着岛内各州和新加坡的陷落，饱受英殖民主义者打压，生存空间日渐恶劣的马共奋然而起，先后在各地建立起一支支抗日军队，捡起英军战败逃亡时丢弃的武器弹药，展开了抗日游击斗争。游击活动迅速蔓延到马来亚各地。

就在此时，怀抱杀敌报国的满腔热情，曾汉添参加了马共游击队，改名叫惠波，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初期曾汉添在农村华人中组织了一支20余人的游击小分队，直接与日军激战。因为武器装备低劣、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游击队只能采用偷袭、伏击战术，对付小股敌人，一旦消灭敌人后，立即退回深山老林隐蔽，躲避敌人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几次战斗下来，仅以牺牲两名战士的代价，毙敌数十名、缴获枪枝数十支。

而刚离开学校年仅15岁的许贤中，也积极投身到抗击日军的战斗行列中，在1942年7月底，经由马共代表蔡仁介绍，参加了马共领导的各种抗敌活动，承担通信任务，传递情报，递送文件，负责掩护一些搞民运和武装工作的同志，保卫其在城市往来出入中的安全。1943年底，许贤中参加抗日武装组织后备队伍，在队长刘大汉的率领下，执行打汉奸、消灭走狗和破坏敌人交通运输、军事设施等战斗任务，直到1944年编入正规军事部队，成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一名战士。

1943年2月，主要由华侨组成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正式组建，提出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开始了长期的抗日游击战。同时，马来亚人民还建立了抗日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联盟”，联合各种力量在城镇和乡村开展抗日行动，采用多种办法声援及帮助“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武装斗争。到1945年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迅速发展到数千人，逐渐活跃于马来亚的全境。据统计，在日本统治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日军作战达345次，其中主动进攻敌人240余次，击退或击败了日军多次大规模进攻，日军官兵死伤达5500余人。1945年8月日本宣布向同盟国投降后，马来亚的部分日本占领军还不愿放下武器投降。“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乘胜挺进，继续英勇战斗，最终迫使在马来亚的日军正式投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此时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已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拥有上万人的武装队伍，在马来亚的四分之三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

作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第三中队战士的许贤中，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血火洗礼，曾经冒着生命危险，穿上日军军装冒充日军，站在小河边上，引诱招呼日军的汽艇靠岸。当敌人进入抗日军的火力射程后，埋伏的部队立即密集开枪，将汽艇上的敌人全部消灭，收繳了不少战利品。在参加吉兰丹欧罗斯摩河的伏击战中，更取得了辉煌战果。那次由中队长前光带领抗日军战士埋伏在沿河两岸，当敌军30多人沿河边小路走来时，埋伏在正中的许贤中和机枪射手同时猛烈开火，两岸枪声紧跟着响起来，组成一道火力网，打得敌人慌忙跳河逃命。这一仗将敌人全部歼灭，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许贤中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十分自豪。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斗，直到抗战胜利许贤中才复员退伍。而担任过抗日军教官和特工队长职务的曾汉添则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军事指挥员，立下了卓越功勋。

为了民族独立的最后胜利，数千名马来亚华人作出了流血牺牲的重大贡献。曾汉添的两个哥哥也先后捐躯，英名永远镌刻在马来亚抗战胜利纪功碑之上。身为马共党员的大哥曾天佑，于1943年在做民运工作时被叛徒出卖，遭日军逮捕，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年仅29岁。二哥曾进生也在吉隆坡被日本宪兵残忍杀害。           

密林深处艰苦转战

从1945年8月日军投降，到英军9月底登陆，马共中央总书记张红（即莱特）不但不着手建立全国政权，反而以共产国际的命令为由，将已经到手的革命果实拱手相让，宣布解散人民抗日军，将已经建立的各级人民政权全部移交给再次登陆的英军，重新恢复英国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曾汉添老人回忆起这段往事，十分沉痛地表示，这是马共历史上所犯的一次无法弥补的严重错误。

后来查明，这位一直声称自己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总书记张红，原来是法、英、日三国的三重间谍，当他携款逃亡到泰国时，被南洋华侨党员发现并处死，但他对马来亚共产党造成的巨大损失已无可挽回。英殖民当局此时已完全控制局势，开始镇压马共的各种活动，并于1948年6月20日颁布了“特别紧急条例”，疯狂镇压马共前抗日人员及其他左派进步人士，大批来不及转移的马共党员被逮捕杀害。马共组织转入地下活动，重新进行武装斗争，并于1949年2月1日建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军。

当时马共在华人社会及工人中仍享有极高威望，不断组织工人罢工，并破坏橡胶种植园和矿山，游击队员也不断零星攻击，这期间，曾汉添被派任马共霹雳州委矿工总会党组组长。根据州委指示，他在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组织霹雳州金保埠的橡胶、矿业工友及各行业工人共三千余人上街游行示威。由于形势日趋紧张，英国殖民政府镇压手段越来越残暴疯狂，为提防万一，游行队伍的旗杆都改换成锄头把。游行刚结束，曾汉添又奉命到华区报到，成立独立分队指挥部，被任命为分队政委，很快组织起一支原抗日军退伍同志组成的约30余人的队伍，挖掘埋藏地下的武器，开始山林中的游击战斗生涯。

1948年6月20日，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全马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实施紧急法令，突击抓人。大部分马共党员、抗日军退伍战士以及进步青年纷纷逃亡，进山参加部队，重新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曾汉添他们在布先甲板山上的队伍很快就增加到一百多人。

1948年9月至10月间，重新取得联系的州委派人来到部队驻地，宣布成立第二大队，任命惠波（曾汉添）为政委。 这期间，曾汉添借出差机会回了一次家，与慈母告别，同时见到新婚不久的爱人林玉群和刚出生的女儿。曾汉添回忆说：“为了革命事业，我离乡背井，和同志们一道上山打游击，战斗闲暇也思念家中老母和妻女，但云山阻隔，团聚无期，更不用说对母亲膝前侍奉，尽一点为人子的孝心了，想到这里，心里十分难过，这次乘执行任务顺道看望母亲、妻女，这也许是和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想着想着，不觉潸然泪下，默默和老母告别。从此之后一直到我母亲在1970年逝世，再没有见过一面。我爱人和女儿也是在十二年之后才在中国见面，重新团聚生活在一起。”当年曾汉添在丛莽密林中艰苦转战时，他的妻子、马共地下党员林玉群，也和成千上万被驱逐出境的华人一起被驱赶回中国。

从抗日军复员退伍的许贤中，开始在吡叻怡保埠，由党领导主办的《怡保日报》报社印刷局工作，搞排字、印刷、传递电讯稿件等工作，并执行内部安全保卫任务，在城市里进行公开、合法斗争。“六•二0”事件发生后，党领导从公开转为地下活动，许贤中也从此上山打游击，开展武装斗争反抗英殖民统治。当时在吡叻金保、打罢地区一带，成立了武装别动队和特流武装队，担任小队长的许贤中，带队袭击敌人，锄奸、灭叛、打狗、破坏敌人的橡胶园和交通运输、军事设施等，进行英勇战斗。1949年初，各地武装部队，统一集中，长征北上，准备在吉艺丹、布劳地方建立解放区。许贤中担任第五支队四中队一分队二小队小队长。面对敌人的大围剿，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和敌人迂回周旋，或化整为零，或集中出击与敌人展开激战，但因敌强我弱等诸多不利因素，民族解放军力量损失很大。

1951年，许贤中离开了大部队，被调到民运武装工作队，从事开展马来民族的武装民运工作。到1953年又奉调到党中央机关当警卫员，负责党中央书记陈平等领导的保卫工作，一直到1962年2月由组织安排回到中国。

而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的曾汉添，于1951年初参加了霹雳州委工作后，接着担任刚成立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五支队司令员，后来又调任边委工作，担任吉兰丹州特委书记，负责开展吉兰丹州马来人农村斗争，相机组织战斗和发展队伍等工作。为长期坚持抗英斗争，他还特别注意做好密林深处少数民族阿沙人的民族团结工作，成立了阿沙工作委员会并兼任书记，在与阿沙人在相互支持交往中，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情谊。游击队也在阿沙人的大力帮助下，在丛林中顽强的生存下来，并建立起的比较严密的交通网络，对当时坚持艰苦的革命斗争起到很大作用。期间恼羞成怒的敌人，发疯似的用飞机散发传单，悬赏一万二千元，不论生死购买阿沙委员会书记惠波的人头，妄图以此解决阿沙委员会对他们的威胁。

英国殖民政府为镇压马来亚人民的革命斗争，制定了建立大规模集中营计划，把数以百万计的华人乡村居民驱赶到便于控制的交通要道地点，在上千个所谓“新村”中实行严密监视。并在四周布上两三层带刺的铁丝网，防止人民支援游击队。几年间，还调集了二十七万正规军，加上本土的马来兵团、特别警察等共计40万以上的军力，对付只有几千人的马共游击队。

在敌人飞机侦察掩护、大规模搜山的追剿下，曾汉添和他的游击队退进了吉兰丹州人迹罕至的莽莽原始森林，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在敌人无数次的清剿伏击中，艰难度过了16年的艰苦岁月。在密林深处，只能靠香蕉、木茨和野菜充饥，偶尔猎食到大象等野生动物以补充营养。抱着绝处求生的革命精神，他们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坚持战斗下去。

随着1955年华玲谈判的失败，1957年8月马来亚的宣布独立，成立联盟政府，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运动遭遇严重挫折，武装斗争陷入了低潮，曾汉添在1958年也奉命和最后一批同志一起转移到马泰边境地区。

马共游击队于1960年完成战略转移，北撤到马泰边境的丛林之后，才算站稳阵脚。马泰边境山多林密，重峦叠嶂，便于隐蔽；又有铁路直通马来西亚、新加坡，有海港可达香港，是国际犯罪集团毒品走私的必经之地，部队易获经济来源。此外，这里政治力量交织，民族矛盾复杂，既有泰共的游击队，也有依靠国外背景、想脱离泰国成立“北大年共和国”的国土分裂集团。马共巧妙地迂回于这些矛盾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并尽量避免与马、泰两国地方军政的正面冲突，协助泰政府打击国土分裂集团，还在当地开展群众工作，开办夜校、组织文工团为居民进行文艺演出、组织医疗队为穷苦百姓送医送药、鼓励控制区居民向泰政府纳税以改善关系等。这些举措使当时颇得泰边境民心的马共得以在泰国的领土上生存20多年。直到1989年12月2日在中方、泰方和马来西亚三方的推动下，经谈判马共最终在“合艾和平协议”上签字，马共自此放下武器宣布解散，结束了41年的武装斗争。这个在丛林里战斗了41年的政党也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历程，永远成为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名词。

辗转回归祖国怀抱

1962年底，曾汉添接到上级派他去中国学习的通知，他和几个马共干部先在泰国南部住了两个月。春节后才换下军装，由泰国共产党接应，乘吉普车到曼谷，又等了半年，被安排一路由所在国共产党组织武装护送，徒步走过湄南河，经柬埔寨、老挝，到达越南，再乘火车抵达河内，最终回到中国广西。回国后，最令他惊喜的是见到了分别十几年、已在广州工作的妻子林玉群。夫妻二人和一部分马共干部被送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半年后学习结业，一部分人留在国内安排工作，其中就有同在党校学习的许贤中，他于1963年12月被分配到四川省乐山地区，在《乐山报》印刷厂担任副厂长，直到1987年离休。

曾汉添则和另一部分骨干去南京继续学习，准备回马重新开展武装斗争。正在此时，妻子林玉群被诊断患有肿瘤，已到达越南的曾汉添接到紧急通知，立即返回北京照顾妻子。手术病愈后，夫妻二人也于1965年8月被安排到乐山，分配在乐山市二轻局工作。1968年以前，他们与驻北京的马共办事处还有联系，按时交纳党费。当时的四川省委组织部三处专门负责与他们的联络工作。“文革”开始后，曾汉添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从此与马共失去联系。

中国政府承认海外归侨的革命斗争经历，并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1984年曾汉添离休后，组织安排他从事筹建致公党乐山市委工作，他欣然从命，和许贤中一起积极参加筹建活动，于1986年成立了致公党乐山市委，曾汉添担任副主委，许贤中也当选为委员，为民主党派活动的开展奉献余热。如今两位曾经在抗日抗英、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浴血奋战的归侨老战士，正在风景秀丽的乐山安享美好、幸福的晚年，回首往事他们无怨无悔，仍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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