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家名为“集友”的侨资银行在福建省临时省会永安诞生，它的创立与一所学校和一群人密切相关。这所学校是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这群人是以陈嘉庚的亲友和集美学校、厦门大学校友为核心的有识之士。这些陈嘉庚的追随者和襄助者，为集美学校的发展，为实现助学兴邦的理想，设立集友银行。它的诞生开创了“以行养校、以行助乡”的盛举，也为华侨金融事业增添了生力军。 

　　自诞生开始，集友银行就在华侨旗帜陈嘉庚的引领下，朝着“以行养校、以行助乡”的方向奋勇进发，追逐梦想。从永安启航，到香港扎根，经历了抗战烽火、改革开放、香港回归，与祖国共成长，与时代同进步。一路走来，“嘉庚精神”和银行创行宗旨薪火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集友人不断传承跨越，将自身的力量汇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进程中！ 

　　第一章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集友银行诞生的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抗战已度过最困难时期，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由于连年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和破坏，中国经济极为困难。彼时，在战火硝烟中坚持办学的集美学校也面临着经费紧缺的困境。 

　　当时，集友银行的创办者们为“谋集美学校永久经济基础”“确立华侨资金与祖国建设事业联系合作之初基”“联合侨商返国投资，助长祖国复兴事业”，发起创办一家以兴邦助学为主要目标的银行，可以说切中了时代的脉搏。此举不但为陈嘉庚爱国兴学的事业开创了一条“以行养校、以行助乡”的路径，而且为联结华侨资金回国助力祖国复兴架设了桥梁。 

　　于是，集友银行总行在福建永安成立后，创办者们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以无比的勇气和毅力，克服种种困难，陆续在东兴、柳州、泉州、漳州、福州等地开设了多个分支机构，建立横跨闽、粤侨乡的分行网络。1945年，抗战胜利后，集友银行总行由永安迁往厦门。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经济走向崩溃。集友银行的主事者在陈嘉庚的支持下，果断决定到当时经济已逐渐复苏的香港创业。这个决定对集友银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依托厦门和香港的两大分支，逐渐形成联通闽港、内外联动的新格局。  

　　第一节？永安奠基诚毅前行 

　　集友银行的故事应该从1942年陈嘉庚号召亲友汇款回国说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同年12月，日军对马来半岛发起攻击。1942年春，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感到“此间战事甚形危险”,于是劝说陈六使、李光前等亲友汇款回国，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财产安全，另一方面是考虑到这些资金可以帮助战后祖国、家乡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此，他致函陈六使，提出战后用这些资金创办银行和实业、吸纳南洋闽侨资金、帮助祖国发展实业的设想：“抗战胜利后，再招多少，可在本省或即在厦门，开一福建兴业银行，然后由此银行发起招股，创办轮船公司、保险公司，或闽南铁路、安溪铁矿及石灰厂，与其他有关民生事业。不但帮助国家发展实业，而南洋闽侨，方有投资祖国之机会。” 

　　陈嘉庚的倡议得到了陈六使和李光前的积极响应。 

　　陈六使（1897—1972），福建同安人。陈嘉庚族弟，陈嘉庚忠实的追随者和襄助者。曾就读于集美学校。少年时期前往新加坡，在同乡前辈陈嘉庚的工厂工作，并受到陈嘉庚的栽培，后自创益和公司，大力发展树胶生意，成为新马树胶界巨子。陈六使还先后创办或合资经营多家银行，历任新加坡华侨银行董事、香港集友银行董事主席，与新加坡大华银行创始人连瀛洲等共同创办华联银行，成为东南亚著名华人企业家与银行家。1950年，陈六使出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主席，在任期间，他为华人争取公民权，鼓励民众参选参政，推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1953年，创办中国以外地区（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深受侨界尊敬。 

　　李光前（1893—1967），福建南安人。陈嘉庚长婿，亦为陈嘉庚得力的助手和襄助者。当代东南亚地区杰出的华人企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大力发展橡胶、菠萝种植加工企业，并投资金融业，逐步形成实力雄厚的南益集团。曾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马来亚中华商联总会会长。1947年领导新马地区反“马来亚新宪制”人民民主运动，成为新马民族独立运动的最早发起者。热心祖国和侨居地文教、公益事业。捐巨资在故乡建设“国专学村”，大力支持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华侨大学。捐巨资支持新加坡华侨中学、马来亚大学、南洋大学以及倡建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等。拨巨款设立李氏基金会，收益用于文化教育、卫生慈善事业。1962年，任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为嘉奖他的贡献，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授予其丹斯里勋衔。 

　　在陈嘉庚的倡议下，最终，陈六使决定汇出700万元、李光前汇出100万元、陈嘉庚长子陈济民和次子陈厥祥共汇出55万元，共855万元法币。因为英殖民当局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该款以南侨总会的名义通过新加坡中国银行汇给财政部转交闽南救济会陈村牧、陈水萍收。陈六使在汇款时说明，他的款项“集美学校如需用，可以支取”。 

　　这笔汇款确实解了集美学校的燃眉之急。全面抗战爆发后，集美频遭日军轰炸，集美学校被迫内迁到安溪、大田和南安等地，在师资不足、经费短缺等诸多困难下坚持办学。据当时主持校政的校董陈村牧回忆：“播迁时期学校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困难，就是经济问题。尤其是自太平洋战事发生、新加坡沦陷后，学校的经济来源断绝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对于急需经费的集美学校来说，这笔汇款无疑是雪中送炭。汇款人陈六使、李光前、陈济民、陈厥祥不仅是校主陈嘉庚的亲友、子女，有的还是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的校友。一时间，新加坡校友汇款给集美学校的消息通过校刊《集美周刊》传遍全校，大大鼓舞了师生们。 

　　如何使用这笔钱？经校董陈村牧和当时在永安的陈嘉庚的长子陈济民、次子陈厥祥及部分校友商议，“为谋集美学校永久经济基础起见”，决定以此款投资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创办集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集友银行等。据在集友银行服务多年的校友邱方坤回忆：“在永安的校友进行了商讨，校友们一致认为要遵照陈老的意志：‘经营生息补充学校经费。’”他们以行养校、以产养学的思路与陈嘉庚不谋而合，更确切地说是受到了陈嘉庚的影响。陈嘉庚毕生以爱乡报国、服务社会为职志，他在办实业、兴教育的过程中认识到“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强调实业与教育“有连带之关系”，“无实业则教育费从何来；无教育则实业人才从何出”。抗战中，集美学校损失惨重，陈嘉庚不仅尽力筹措维持办学的经费，还为学校战后复兴作了长远考虑。他在《南侨日报》上刊登《为复兴集美学校募捐启事》向海外“集美学生及闽南同乡与集美学校有关者”“校友及同乡好友之士”募捐，提出“可于厦门建业，以作基金，收息永供校费”等设想。至于他创办的厦门大学，因已收归国立，故而他认为“其前途当可由国家全力负责之……”。1939年，陈嘉庚在给陈村牧的信中说：“余为集校经费基础计，思在近处有何事业可以经营，……时刻不敢去怀。”他与陈村牧商量，计划在龙海县石码镇一带设立制砖瓦的工厂。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陈嘉庚来不及落实这些设想和计划就被迫离开新加坡赴印度尼西亚，开始了三年多的避难生涯。不过，他提出的“建业，以作基金，收息永供校费”以及创办银行的设想，都随着集友银行的诞生变成了现实。 

　　其实，陈济民、陈厥祥等人对是否要办银行是曾有过分歧的。因随着投资药厂及创办集美实业公司的开展，原计划投入集友银行的资金实已不足。陈济民认为，集美实业公司业务初创（时1943年），资金尚不充裕，“加以集校费用年须垫付七八十万元，恐无余力创办集友银行”。他指出，今后福建省政府的金融统制政策将倍加严厉，“不论何银行贷与商家借款，每户不得超过五万元，似此情况，则将来集友欲贷与集美较多借款似不可能”。陈厥祥则认为创办银行势在必行，“凡欲办大事业者，必须能自创办银行事业，对于营业上之经济始能较周转与稳固也”。在他的坚持以及陈村牧的多方征询、多方奔走下，众人决定从汇款中拨出200 万元发起成立银行。发起人共十人，分别为：陈六使、李光前、陈济民、陈厥祥、陈国庆（陈嘉庚五子）、侯西反、叶采真、陈村牧、陈延庭、陈水萍，皆为陈嘉庚亲友及厦大、集美两校校友。银行定名为集友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集友银行，行址设在永安公正路。当时，永安是战时福建临时省会，在1938年5 月至1945年10月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陈村牧校董的推动下，集友银行的筹备及开业进展迅速。据曾任集友银行会计主任、侨汇科主任的周国英回忆：“创办过程中的各项工作，诸如草拟章程、人员延聘、组织建设，以至业务规划等，都是在陈村牧主持下进行的。”1943 年5月1日，集友银行发起人会议在安溪集美学校董事会办事处举行，选举陈嘉庚、叶道渊、陈村牧、陈六使、李光前、陈济民、陈厥祥、陈博爱（陈嘉庚三子）、叶采真为董事，丘汉平、陈国庆、陈康民为监事。按照当时的规定，集友银行的资本总额定为400万元法币，分为4000股，交足半数即可开业。6月26日，集友银行资本的半数200万元法币交由中央银行永安分行收存；9月1日，经财政部批准设立，获颁营业执照。9月18日，集友银行第一届第一次董监联席会议在永安举行，会上确定了集友银行总行开业时间，决议先在东兴、柳州、泉州设立分支行处；决议聘任陈厥祥为总经理、贺秩为协理、郑嵩山为襄理。10月1日，集友银行总行如期在永安开业。银行董事会推举陈嘉庚担任董事长，陈济民任代理董事长，陈厥祥为常务董事兼总经理，陈村牧和叶道渊为常务董事。集友银行成立时是福建省除四大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福建省银行外唯一的私立银行。 

　　集友银行“为谋集美学校永久经济基础”而建，成立之初即确立“以行养校”、以经营辅助教育及社会事业的宗旨，其章程中明确规定：“本银行每年所得净利先提百分之十为法定公积金、百分之二十为集美学校经费，次付应缴之税款再提股利年息一分二厘，其余按左列成数分配：股东红利百分之六十；董事监察人酬劳金百分之五；总经理协理及各职员酬劳金百分之二十五；奖学金及社会事业补助金百分之十。” 

　　在创办过程中，发起人十分明确地以“嘉庚精神”为旗帜，借助陈嘉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集合爱国爱乡、关心集美学校、有志于教育及社会事业的各方力量共谋发展，其中以陈嘉庚的追随者、襄助者为主，包括其亲友和厦大、集美两校的校友以及海外福建乡亲等。集友银行创办之时， 陈嘉庚远在印度尼西亚避难，音讯断绝，但发起人仍以陈嘉庚的名义申请注册，以他为创办人，由他担任董事长，而董事会的其他成员皆为他的亲友和集美、厦大两校校友。 

　　股东构成也是如此。集友银行成立时股本总额400万元法币，收足一半开业。股东有陈嘉庚、陈六使、陈济民、陈厥祥、陈博爱、李光前、陈村牧、叶道渊、叶采真、丘汉平、陈国庆、陈康民。除陈嘉庚外，新加坡汇款人陈六使、李光前、陈济民、陈厥祥按出资比例获得股份，其中陈六使、李光前占股最多；另外拨出部分红股给叶采真、叶道渊、丘汉平、陈村牧等知名校友，吸纳他们进入董、监事会。1944年1月，集友银行为“增厚营运资金，扩大服务范围”而续招另一半股本时，除旧股东优先认购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出让给集美、厦大两校的校友以及归侨。据周国英回忆：“为了延揽更多的厦大、集美校友入股，共同办好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集友’银行，陈村牧建议把未收的资本法币200万，让出部分数额给校友参加。”校友们积极响应，剩余的一半股本于1944年8月收足。银行的经营管理者也多以厦大、集美两校校友为骨干，如总行协理贺秩是厦大校友，也是银行业知名人士，曾担任集美商校教员、福建省银行总行业务部经理；秘书邱方坤曾在集美小学、师范、商校任教多年。泉州、大田、柳州、东兴、福州等分支行处的经理也分别由吴再钵、叶贻彬、叶振汉、卓神荣、郭鸿忠（郭季芳）等校友担任。 

　　集美学校创办以来，在陈嘉庚的规划下，大力发展实业教育（职业教育），其中包括商科，成绩斐然。厦门大学自初创之时起就设有商科。因此两校为集友银行的创办、发展输送了许多专业人才。而集友银行在为两校所培养的人才提供用武之地的同时，其盈利后又为两校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两校与集友银行的良性互动极好地诠释了陈嘉庚关于实业与教育“有连带之关系”“无实业则教育费从何来；无教育则实业人才从何出”等思想。 

　　集友银行的创办与华侨关系密切，其启动资金来自海外华侨，发起人、股东、董事、职员中有许多华侨。银行发起人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发起人等皆属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校之校友。此两校散布南洋各属之同学不仅多擅专技，且有乡亲之谊，与当地侨胞关系特密，联系自易为力。”因而集友银行自创立开始就重视沟通侨汇，服务侨眷；鼓励华侨资金内移，扶助祖国复兴事业。 

　　集友银行重视侨资侨汇，除了其本身与华侨关系密切，还因为侨资侨汇对中国抗战乃至战后复兴至关重要，政府鼓励侨资内移。抗战全面爆发后，华侨的经济支援尤其是资金支持，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侨胞捐款捐物、认购公债大大补充了国内军费、物资等方面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侨资侨汇是政府财政经济的重要支柱及外汇的主要来源，对于稳定国内金融、抵偿外贸逆差关系甚大。国民政府极力争取华侨的经济援助，制定并公布了《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助办法》，成立“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会”，还派遣熟悉侨务的人员到海外募捐并联络陈嘉庚等海外各地华侨领袖及侨团组织，争取他们的支持。福建省政府专门成立“侨资事业指导专门委员会”“侨务组织委员会”等组织，提出“建设闽西北计划”，派员到南洋筹款，并拜会陈嘉庚等侨领。 

　　陈嘉庚深感侨资侨汇对祖国抗战以及战后建设的重要性，带头并号召广大侨胞捐款、购债、汇款、投资以支援祖国，还与侯西反、郭兆麟等人合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投资实业支持祖国抗战。当时许多华侨响应祖国号召，投资建设抗战大后方，其中包括投资金融业，1943年在重庆出现了一波华侨投资设立银行的热潮。（连载一） 

　　（选自《陈嘉庚与集友银行》，厦门国际银行、集友银行、华侨博物院编著，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高文喆 桑梦娟）